2024全国两会正在举行。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提出，回顾2023年，我国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
　　全国人大代表、赣锋锂业董事长李良彬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推进，锂电产业竞争逐渐激烈，面临地缘布局角力明显、各方资本争夺加剧、资源保护主义抬头等新趋势，使海外市场拓展及矿产资源投资布局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影响。
　　谈到锂企出海，他表示，企业可以挖掘更全面的锂电应用场景，大力推动重卡、船舶、工业车辆等领域的动力电池发展。“多举措并行，提前布局乘用车之外的海外锂电市场，可以消弭海外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锂企“出海”挑战增多
　　新京报贝壳财经：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锂列为战略资源，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政策。随着锂的重要性提升，我国锂电企业是否也面临一些新挑战 ？
　　李良彬：是的，国际局势导致新能源产业竞争加剧，锂电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受到更多阻碍。近年来，海外国家开始大力发展新能源行业，并推出一系列以IRA法案为代表的举措，使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出海面临更多阻碍和不确定性。
　　而聚焦矿产资源，这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领域，这类产业的投资风险常高于一般产业，不但投资金额巨大，且涉及相关利益主体众多。企业不但要考虑产业、技术、金融、管理、法律等多方面风险因素，还面临东道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及社会风险的考验。
　　新京报：除了这种外部不稳定因素，企业自身是否也需要做出改变 ？
　　李良彬：是的，比如现在中资企业集体出海的过程中，内部存在无序竞争的情况。随着锂电行业下游乃至其它领域企业着手锂资源布局，中资企业在海外矿产领域竞争愈发激烈，甚至存在为夺得矿产资源，设置不合理合同条件的情况发生。
　　长此以往，海外资源开发成本或将始终维持在合理的成本线之上，在将为中资企业集体，带来利益上的损害。
　　而从企业自己的角度来说，企业也对当地情况的认知不足，与当地产生矛盾或面临突发风险时缺乏有效应对手段。当前，有部分中国企业在开展海外市场及境外矿产资源投资时，未对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法律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
　　这使得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容易在当地发生各类合规性、安全性等问题，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中资企业名誉受损。
　　新京报贝壳财经：那你认为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
　　李良彬：希望面对海外各国政策时，我国能出具国家层面的应对策略，在保障中资企业发展的同时，防止全球供应链形成多套体系、规则，延缓能源转型进程。
　　比如，可以号召设立锂电产业链组织，以集体形式进行海外市场开拓，加大对友好国家或地区出口的政策扶持、鼓励企业与当地共同投资建厂或运营，使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维持长期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认为可以如何保护海外矿产投资的安全？
　　李良彬：涉外法治工作、海外投资争端解决过程中，企业往往难以全面地查询到域外法。为此，建议国家相关部门为海外矿产投资企业提供更完备的的域外法查明服务，重点分析东道国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差异。
　　同时，有必要建立并健全相应机制，用明确的法律法规指导和规制域外法查明工作，帮助企业精准把握东道国的准入规则和经营规则，以预判风险指数和市场前景，提前准备预案或建立防控机制，避免因法律信息的缺失、不精准或不对称而造成严重风险隐患。
　　矿石提锂过程产生炼渣回收成为大问题
　　新京报贝壳财经：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增加，锂被誉为“新能源金属”，是推动21世纪发展的重要元素。但我们注意到，从矿石中提取锂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残渣，这些残渣的处理是否已经成为问题 ？
　　李良彬：是的，我们管这个叫“锂冶炼渣”，它的颗粒非常细，会对附近产生粉尘污染，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锂冶炼渣的回收处理已成为锂电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瓶颈问题，如果不解决锂渣的出路问题，或将严重制约锂化学品的生产，锂冶炼渣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已刻不容缓。
　　新京报贝壳财经：为什么锂冶炼渣这么难处理 ？
　　李良彬：主要是技术和政策问题。比如锂冶炼渣难以大宗化利用，它是一种良好的水泥掺合料，用作建材、玻玻陶瓷、道路筑基等领域，可以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发挥价值。但是现在，国家没有相关标准，很多水泥、建材企业就禁止用这种材料，导致再利用无法规模化推行。
　　从技术角度来说，现在锂冶炼渣中的其他杂质没有被有效分离出来，影响后续产品的性能，导致锂冶炼渣难以高值化利用。
　　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了锂冶炼渣堆存，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锂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锂冶炼渣的产生量持续扩大，现有锂渣处理方式无法完全消纳，许多企业被迫租用或建设室内库房堆存锂冶炼渣。
（文章来源：新京报）